崇祯初年裁革东江军镇军饷始末惟是总 (第6/6页)

有一军减半之说。臣以为同一兵士，而东江与关宁两视，不知作何主见？

    臣部之兵，倡义原有数十余万，一裁之词臣姜曰广、科臣王梦尹，为十五万，再裁之饷臣黄中色，为六万。以收过本折，分散历八年之久，军有余资否？

    况众兵将领绝无廪俸，旦暮需用，亦藉此数。臣百计那贷，以救残喘，臣之心血尽矣。

    至崇祯元年，道臣王廷试点阅，又裁以二万八千。即二万八千之食，又不随时发运。且忽出禁海一疏，运粮不至，八月竟无颗粒之颁，臣岂有点石之术哉！”（《东江疏揭塘报节抄》卷8《崇祯二年四月十八日具奏》）

    五月，毛文龙再次上疏辨冒饷

    “臣受钺三年（应为九年），危处东江，归乡人民，每岁不啻万计。臣亦忘形迹于将士之分，秉心戮力，以答国恩，故兵称二十余万。岂臣欲报多数而冒粮饷乎？亦欲得甲士之用耳。

    孰料庙议纷绘，今言臣报数之多，明日言臣无厌之求，以致先帝惑听，遣词臣姜曰广、科臣王梦尹，诸岛点阅，减报一十余万，使臣东那西借，剜肉医疮，而议者尚以冒饷劾臣。

    且臣原籍旧居，止存四壁，今驻皮岛，屯兵安鱼，与士同栖，冒饷何为？冒饷何用也？及登莱道臣王廷试奉旨汰兵，将各岛哨守兵士俱不点阅，只将皮岛官兵一看，定为二万八千。此亦不揣朝廷恢复之计，止钮目前乏饷之算耳。以臣枵腹之卒二万八千，而欲取胜数十万之众，使天下人闻之，畴不笑臣之不能料敌如此，国家之误用微臣如此哉！

    但臣一介末弁，孤处天涯，曲直生死，惟命是从，敢哓晓取憎哉！究其根，实文臣之误臣，而非臣之误国也。

    昨接登莱道臣来书，云今岁钱粮将往年多领者扣算，然臣以十余万之众，而受四十万之饷，今反以二万八千为额，复将上年钱粮扣算，必欲速堯数十万之命，此何心也！

    即道臣王廷试覆称汰去老弱止存精兵二万八千，宜于元年六月为始，而元年六月之前未经汰去者，皆不费衣食之土偶乎！还将食过之军刳腹取之乎！可令今日之军封口坐鋳乎！计部必欲杀臣，此臣之未解也。

    再议每兵每月本折一两三钱，较之关门虽若不足，例之各边似为有余。臣处东江，原为关门牵尾，关门接壤神京，每月一两四钱、米一斛，尚不敷用，况东江悬海，风涛回测，百物腾贵，而反议每兵银七钱、米一斛，使各兵肯安心东江耶？

    诸臣独计除臣，不计封疆，操戈矛于同室，此臣之益未解也”（《崇祯长编》卷22）

    东江接济之难、海外衣食之艰确如毛文龙所言，然而事实上藉由虚兵冒饷，东江军镇中上层武将的生活是富贵而逍遥。

    道臣裁定的二万八千实为皮岛所驻守之军，合计各岛的驻防兵，东江军队本有四万二千人，朝廷就此皮岛之兵额裁减东江军队，又将士兵月饷银由一两四钱裁减至七钱，是明显有过遏的成分，毛文龙愤愤不平是有理的。

    但是他固执地要以全镇十五万的人口数来开报兵数，支给军饷，屡屡以乞休去职要挟朝廷，这种不体谅朝廷难处、只图敛利自奉的心思早已为舆论看穿，如崇祯二年四月兵科给事中陶崇道上奏称

    “盖听裁兵于握兵者，不肖者有十不欲，即贤者亦有十不欲。臣今请得而悉数之。

    兵多则饷多，便于侵匿，一也；兵多则人多，利其逃亡，二也；兵多则数多，难于查点，三也；兵多则官多，易售情面，四也；兵多则将多，具米筐篚，五也；兵多则番多，便于买间，六也；兵多则事多，易生旷役，七也；兵多则马多，易藏例死，八也；兵多则匠多，易充造作，九也；兵多则力多，易挟法纪，十也

    ……自数十年来，威令不行，而懦将以添设为能事；大言恐吓，而疆吏以增饷为令名。庙堂之上，略不主持，一二从之。当其初创，即曰奇勋；及至议裁，便称怪事。重己极而不返，遂至今日

    ……毛文龙牵不成牵，制不成制之师，谓非十五万不可。自道臣执定二万八千，而所裁有奇，至今不可张喙。

    一镇如此，他镇可知。当行文毛文龙，令其自汰，肯少一人乎！此前事之验也。伏乞垂鉴施行”。（《东江遗事》卷上《援辽功绩》）

    当时，崇祯召对群臣于平台，拿起陶崇道的奏疏，指着疏末讲毛文龙的话，问首辅韩爌，韩爌奏“裁得甚好，做得稍迟”；

    又问陶崇道“如何各处不肯裁”；

    陶崇道奏“臣原说不肖者十不肯裁，即贤者亦十不肯裁，须在上边汰去”；

    崇祯看着辅臣说“陶崇道说‘不肖者有十不肯裁，贤者亦有十不肯裁’，此语甚是”（《崇祯长编》卷20）

    显然，崇祯和明廷的阁部大僚对于东江裁军一事立场都是坚定的。

    而毛文龙屡次反对裁兵的行为只会使他与明廷的关系愈发糟糕，所谓“惟是总兵毛文龙举动，近来多不厌人情”。